【摘要】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社会上一直以来存在着“原生态”“本真性”与“活态性”“再造性”的探讨。这两种角度从更长远的影响来看，应该都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性手段。“保护”肯定是非遗的总要旨，但遗产的“复活”一定是个大方向，其间，设计可能会成为最好的嫁接和转换方式，而由此开创的保护与传承新建构体系，也将会成为一种大众生活综合体新格局的起点。

【关键词】

设计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手段；实践与效应

“手段”这个词不好听，常是个贬义词，但是在今天谈论的话题中倒是再合适不过。本来，设计的本质或者说设计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将“手段”改一下，叫作“方式”或“方法”。但个人觉得这不仅太学术，还似乎想法多于实践，主观臆想的成分也多了些，而“手段”就不一样了，“手段”显得更加务实，并且有决心去做点什么。

为什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需要“手段”？是因为，这许多年来，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上，大家有目共睹，其广度大大扩展了，在深度的挖掘和协同发展实践上，却有点束住了手脚。

据报道，早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就有87万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219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3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1个①。试想，如此庞大的数据之下，是国家财政支持的资金拨款的年年递增。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应该用在那些文化精神元素多于物质承载的、急需恢复和研究的非遗项目中，而其他一些相当数量的可以通过“生产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应该通过各种“手段”的尝试、比对和研究，尽量能够争取达到既“保护了”又“产出了”的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走进非遗保护的良性循环状态。此外，我个人始终保持着一个观点是，“非遗”只有“活过来”了才会更有意义，这也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则进一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③纵观以上所有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非遗的形式表现既有“形”、有“音”，也有“色”、有“味”，既有物质的，也有技术性的、思想性的，但无论其在某个特定时期或特定区域，以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形式呈现，可以说，没有不是来源于生活的。今天，在“现代性”高昂的社会状态中，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态不容易“活”下去了。但是，作为对各个不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承继，尤其是基于对在全球化命运后不同国家文化的深层反思，非遗保护的意义越来越彰显，其实践效应的运筹和调整更是迫在眉睫。

一直以来，社会上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始终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是追求所谓的“原生态”和“本真性”，一种是强调“活态性”和“再造性”，事实上，我认为这两种声音都只是代表了某个角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是保守态度的“静止不动”，还是激进态度的“永往向前”，从长远地看，恐怕都只是一个相对性“手段”罢了。当然，归根结底，“保护”肯定是非遗的总要旨，但遗产的“复活”我相信一定是个大方向。彼时，设计可能就是最好的嫁接和转换方式。

目前，在设计实践中，我们考虑得比较多的手段是将非遗与创新产业相结合，这种结合其实是一种互促互进作用的大循环，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精华和最生动的部分，是通过设计以艺术形式的延伸达到重新利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则是设计作品借由非遗中传统文化因子的支撑而变得更加具有张力和生命力。这是一种互赢。所以，文化艺术界始终都很看好设计与非遗的这种良好关系，近两年尤其是看好文创中的动漫产业。

去年，一部3D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备获社会关注，据说20多万人打出了平均8.7的高分，而票房价值3天就破了7亿，第11天突破25亿，似乎中国动漫产业大有崛起之势。然而，我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只要具备相应的独立思考能力，便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这部动画片的依托仍然是中国传统神话哪吒的故事，众所周知，其传统主题是“反抗强权，惩恶扬善”，但《哪吒之魔童降世》不是，它讲了一个“新”故事。有人认为，这部动画出彩之处正是来自于这种对传统的“颠覆”；有人则认为这部影片简直“烂”到了家，原因是它从头至尾都在迎合当今社会的恶俗文化和低级趣味；也有人将其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产同题材动画电影《哪吒闹海》相比，认为无论是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大大地退步了。客观地讲，作为文创产品，这部动画片的市场效益是有的，得益于作品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不错的想象力，当然还有良好的营销策略。但关键是，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必须要经过时间考验，是否能成为经典之作更绝非一两个数字指标就可以证明。

四十年前上映的《哪吒闹海》无疑是部精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这部1979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张仃先生担任总设计的国产动画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中的传统脉络，包括文化上的和艺术上的，同时，优秀的视觉形象定位以及杰出的艺术场景处理更是锦上添花。中国动漫作品可以堪称经典的除《哪吒闹海》之外，还有在20世纪60年代张光宇先生担任总设计，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的《大闹天宫》等。对于《大闹天宫》，西方媒体给出过这样评价：“这部影片可以和《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以及希腊的民间传说媲美。它们同样是充满了无穷的独创性、迷人的事件、英雄式的行为和卓越的妙趣。影片通过杰出的美术设计而成为一部拥有强烈感染力的作品。”西方影评家认为：“《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斯尼作品所做不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④由此可见，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准”和“合理”运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文创产业的根本和精髓。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说，谁又不知道呢！是的，在我们的设计活动中正是如此。回顾2008年北京奥运会最终采纳的全部设计我们不难发现，当年的奥运设计就是一个集历史、文化符号之大成的实践，那时我们不仅在开幕式的整套构思与细节安排上，向世界展示了全方位的中国“味道”，更是在分项设计上尝试吸纳和转换多种传统图形以运用。比如，奥运会会徽采用了印章与书法相结合的形式；火炬的平面效果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祥云”图案和传统雕漆的剔红手法的结合，火炬的立体造型则取自中国古代卷轴的基本形式；奖牌的设计基础来源于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最终成品则采用了传统的金镶玉技术完成；体育图标是以篆字结构兼中国古代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象形意趣和现代图形的简化特征相结合；颁奖台则采用了奥运核心图形“祥云”的云头，饰以皇家明黄色调错落分布暗喻“玉带”缠绕；吉祥物五个“福娃”既与奥运标志“五环”遥相呼应，也隐喻了中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等等。作为国家级设计活动，中国奥运设计水平值得赞誉，尤其是在当代设计与中国传统图形结合的层面上。当然，并不是件件作品都是好作品，设计界自然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要解决。

那么，在寻求中国设计的发展中，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我们如何才能够使两者更好地拧成一股绳呢？我想，除了在创新产业中寄希望于以产品入手的所谓“物”的设计，以物载“道”或许是另一种意义更宽泛的、值得探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非遗保护设计“手段”。在这里，“道”可以理解为“思想”“概念”，甚至是“引导”。2016年，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在不断深入的非遗保护实践中，非遗保护的工作理念也在不断深化。近年来，我们特别强调三个理念：一是在提高中保护的理念。非遗保护的关键是传承。只有不断提高传承水平，才能增强非遗的表现力和吸引力，维护和拓展非遗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传承行列，实现可持续的非遗保护。二是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的理念。非遗是民族的文化印记，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乡村和一个街道社区的生活方式。非遗是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实践。非遗的生命在生活。要促进非遗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三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理念。我们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和会同住建部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过程中，要求把非遗项目和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一起保护；要求在古村落和老街改造中保留原住民，保护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避免传统村落、老街变成只有建筑和商铺，没有原住民的空心遗址，避免非遗失去传承基因、环境和土壤。”⑤以上所提及的三个理念，第一点就是设计中的以物制物，以传承与创新再造新事物；第二、第三点就是设计的“以物载道”，即将思想、技艺、生活方式、传统形态、空间结构，甚至礼仪、习惯、气味，通过适当的复制衍生，经过相应载体的前台推广和流通，最终达到日常化和大众化目的。

最近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活在杭州，发现这里的人因文化和生活的富足，已经能够做到在有意无意间将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设计手段“完美”地移植到了当代的生活中。这看起来相当智慧和令人神往。中国美术学院的王澍想必普通老百姓知之者甚少，而由他带领团队设计改造的杭州南宋御街却不一样了，每日里都是比肩接踵的人群。南宋御街是新世纪之初杭州市政府作为树立一个城市文化新标签的目的来进行打造的，这个被称作“中山路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综合保护与更新”计划大概从2001年就已经启动，直至2007年王澍接手才有了具体的操作方向。他从一开始就给出了这样的整体方案：完全停止拆迁，在不动迁任何一户原居民的前提下，原地改造所有的老旧建筑，包括历史悠久的木构民居、民国期间的建筑以及近50年来的砖混民居。这种强调原居民作为本地文化重要载体的认识，在其他许多城市的旧城恢复和改造中多有被忽视。今天看来，这些先决条件作为具体的设计思想出现的前奏，其考量是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他在作为对城市外貌和活力的再造建设中，真实切入到了城市改造的本质，使新的建设区域在保留传统建筑与空间的同时，其间人群的流动成为了最为鲜活的城市景观。自工程竣工以来，杭州南宋御街的重新开通，不仅保护了区域建筑遗产，也促进了地方商业的繁荣和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此外，杭州设计师张雷，从2010年实施“from余杭”计划开始，从南方油纸伞受到启示，将裱纸工艺解构重组，设计制作出了一系列的家用纸质器物和椅子，此后又再融入其他传统材质再设计，发展到现在“from余杭·融设计图书馆”的推广。无疑，他们的这个过程是将实物设计延伸到了观念设计，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技艺与物质的交换，以及物质向概念的提升。所以，在非遗保护和设计项目的嫁接中，个体设计师对传统的认知程度以及修养都将成为关键性因素，而良好的筹划和实施手段，终将会成为目的实现的保障。

这两年来在许多场合，比如项目评审、论文审阅、出席展览等时候，我遇到过多次关于以中国传统习俗“二十四节气”作为主题研究的情况。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保护问题。但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我觉得这些围绕“二十四节气”展开的各种保护手段不仅保守而且意义不大，尤其是设计思想的狭隘和手段单一，有点出人意料。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发现研究者、组织者、设计师们都还是不约而同地在作视觉上的文章，图解“二十四节气”，或者强行将“二十四节气”图形元素注入文创产品中，结果是又笨拙又生硬。殊不知“二十四节气”即便有非常强的视觉图形可挖掘和操作，但是从非遗的保护上来讲，其礼仪和习俗的“活态”复制与提升才是重点，而其他所有与其相关的二维、三维图像产品，只有作为保护主体的艺术衍生品的存在，否则也将不会有太好的效益，而文创产品是否成功是必须要以效益计算的。所以现在看来，对中国“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和设计规划倒是非遗保护中提倡的“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最好探讨案例，它的好前景我想应该会在区域旅游的规划中实现，具体的设计细节必将由成熟的设计师团队完成。

反观现在的城市生活我们会发现，环绕在我们生活日常中的传统内容有很多，比如中药制剂、推拿、按摩、针灸；香道、茶道、花道；书法、篆刻；折扇、汉服、新中式家具……从非遗保护角度来看，一方面说明生态的康复——“用”是个通途；另一方面也说明系统保护比散点式保护更有效，而系统保护必须要有“大设计”，即开创的、引领的，具有新概念、新手段的建构体系，这个体系如果搭建的良好，那将会是一种生活综合体新格局的起点，一种可以将非遗各类形式的文化核心与现代，甚至未来社会发生关联性渗透的系统，并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 第01期 总第01期）

作者简介：

曹小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