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首次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进程；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编写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工具包”中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小手册（即本译文），从“包容性社会发展”“环境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发展”及“和平与安全”四个方面为各缔约国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履约实践提供指导。2016年6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六届会议通过决议，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新增“在国家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一章，为缔约国“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融入可持续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制定了行动框架。2018年6月，缔约国大会第七届会议再次修订《操作指南》，纳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全面成果框架》，进一步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如何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还需跟进联合国系统正在全球开展的“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2000－2030年）”，同时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各缔约国的履约实践来加以全面认识和理解。——译者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性；和平与安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①]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②]构建了一项行动计划，通过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以兼顾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些目标作为高度相互依存的行动领域，为各个层面的发展途径提供了参考，并尊重人权、平等和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这三项基本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从这三个维度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也可满足和平与安全作为可持续发展基本先决条件的要求。
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从而承认并充分实现其贡献？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维度，连同和平与安全一道构成的行动领域，并非彼此分离的，而是高度相互依存的。鉴于各个维度都有积极的协同作用，要实现这些广泛的目标，就需要在政策上采取整体的方法（holistic approaches）。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从各个维度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因此，如果全球各地的社区要实现我们人人憧憬的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不可或缺。[③]
包容性社会发展
如果没有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优质医疗保健、安全用水和公共卫生、全民优质教育、包容性社会保障体系和性别平等，就无法实现包容性社会发展（inclusive social development）。这些目标必须以包容性治理和民众自主选择其价值体系为基础。
人类社会一直不断发展和调整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括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与实践，也包括社会实践，以解决跨越时空的基本需求和社会问题。传统的医疗保健实践、饮食方式、水资源管理实践、社交聚会、庆祝活动和知识传承系统，对社区实现包容性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实现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传统的饮食方式与当地的耕种、放牧、捕鱼、狩猎、食物采集和食物保存系统可以极大地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各社区在对其特定的农村生活和环境采取综合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了相当可观的传统知识。他们的技术基于对各种作物、植物和动物的利用，以及对所处的湿润、寒带、干旱或温带地区土地和自然环境的精深了解。为了适应这些地区和环境的变化，他们发展出多样化的饮食方式，还有生产和保存系统。全世界有很多家庭依靠农业系统来增强土壤肥力，提供多样化的饮食，输送充足的营养并增进健康。这些系统的不断加强及其存续力，对于确保全球众多社区的粮食充足和安全以及优质营养至关重要。
传统医疗保健实践能够促进全民福祉和优质医疗保健。世界各地的社区，通常基于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发展了多种多样与医疗保健相关的知识与实践，提供有效且可负担的治疗法。例如，数千年来，草药师一直是人们基本医疗保健的重要提供者。他们关于药用植物使用的传统知识与实践来自于治疗病人的经验。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坦噶区，治疗师——包括草药师、助产士和传统心理健康专家——拥有治疗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专业知识。这样的治疗是负担得起的，也是容易获取的，包括在其他药物不易获得的偏远农村地区。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对这种治疗知识的承认、尊重和弘扬，并继续将其传授给后代，特别是在这种治疗知识可能是社区最容易获得的医疗保健服务的情况下。在有其他医疗保健服务的地方，深深植根于具有特定精神价值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传统知识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扩大了人们的选择。
有关水资源管理的传统实践能够促进公平获取清洁水资源和可持续用水，特别是在农业和其他生计方面。纵观历史，地方社区已证明他们有能力在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传统的指导下，形成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实践，并为所有人提供清洁用水。例如，墨西哥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的水管理系统就是基于玛雅人对圣界和文化传统的复杂认知。玛雅人相信，人类构成水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并通过其体液为资源的持续更新作出了贡献。因此，水被认为是一种公共资源，而不是一种商品，供水管理是整个社区的责任。对许多社区来说，这样的系统成为获得清洁用水的唯一途径，因而将之继续传递给后代事关重大。在其他地方，传统供水系统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其减少了社区对外部供水商的依赖，并使弱势家庭更容易负担得起。承认和尊重水资源管理系统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并弘扬和继续传承这些系统和价值观，是制定可持续解决方案以应对与水相关的环境和发展挑战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有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鲜活例证。各社区不断地设法将其知识、生活技能和能力系统化，并传授给后代，特别是在有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即使是在正规教育体系已经到位的地方，大部分这样的知识与众多的传统传承方式，今天仍得以积极使用，并且跨越了许多学科和领域：从宇宙学和物理学到健康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人的生命周期到解决冲突和紧张关系；从了解自我和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到创造集体记忆；从建筑学到材料科学。全民优质教育不能让年轻一代脱离这一与他们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的丰富资源。因此，优质教育必须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提供的财富，并利用其教育潜力：一方面，尽可能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教育计划内容充分整合到所有的相关学科之内；另一方面，要在教育系统内尽力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传承模式和方法的潜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构成了社区和群体的生活，并以包容的方式在加强其社会结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弗雷沃（Frevo）是巴西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包括音乐、舞蹈和手工艺，在天主教大斋节前的狂欢节期间，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展娱乐活动。弗雷沃是累西腓（Recife）居民的共同遗产，为他们提供了与过去的认同感和持续感，并巩固了超越性别、肤色、阶级和地方性差异的社区价值观。来自各种背景的人们随着弗雷沃音乐的节奏一同舞蹈。从小型的聚会到大规模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通过塑造实践者共享的认同，加强了社会联系和社区的社会凝聚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创造、传承性别角色和身份认同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对性别平等至关重要。正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传递了与性别相关的价值观、规范和期望，并塑造了社区成员的性别认同。此外，获得和参与遗产的具体表现形式通常由这些性别规范所决定：例如，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往往依赖于与性别有关的具体分工，而表演艺术则成为公开表达性别期望和角色的特许场合。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适应社会和环境的变迁，性别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各社区的性别关系处于不断的协商中，从而为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克服基于性别的歧视并走向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创造了机会。社区成员可能持有不尽相同的性别观念，而要在多文化社区之间建立信任和包容，并为更好地实现性别平等提供共同的对话空间，非物质遗产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环境可持续性
环境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要求确保气候稳定、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些要求反过来又取决于提高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空间环境和自然资源限制的科学认识与知识共享。加强弱势人口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复原力（resilience），对于控制其人力、社会和经济成本至关重要。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世代积累和更新的传统知识、价值观和实践，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人类社会与周围自然环境的互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贡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和自然灾害防备与应对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承认。
作为一种活态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环境有关的知识、价值观和实践能够不断演进，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以适应更加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使社区更好地面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原住民和地方社区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例如，在肯尼亚，基库尤（Kikuyu）妇女是粮食作物育种和种子保存的主要力量。传统上，妇女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多种豆类，并保存多种种子储备，以抵御疾病和不可预测的气候。今天，这些种子储备构成了本土知识中宝贵的植物知识库，在几十年来由于单一作物种植导致国家层面农业遗传资源匮乏之后，这些种子储备显得尤为珍贵。农民、牧民、渔民和传统治疗师以及其他地方知识持有者是生物多样性的守护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在全球范围内，虽然人类活动正以越来越快且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着自然资源，但许多地方社区已经形成了与自然紧密相连并尊重环境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例如，萨摩亚的精编垫被用作一种货币形式，以履行文化义务或在仪式场合巡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传统生态知识与编织结合在一起，其中包括种植不同品种的露兜树（pandanus），一种类似棕榈的树木，为编织提供了主要材料。这些知识帮助萨摩亚人保护他们的环境，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并依赖于大自然。编织品由植物制成，会自然分解，因此从种植到收获、使用和废弃的过程相对较快，这与全球范围内大量使用的塑料和其他有害环境的产品不同。
有关自然界的地方知识与实践有助于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例如，传统渔民掌握着有助于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挑战的策略性信息。他们在鱼类生态与行为、洄游与栖息地、渔业与适应季节性的捕捞实践方面积累的知识，见微知著。这些知识非常详细、多样化和动态化，可以补充有关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的其他科学研究。地方社区和研究者之间的国际合作以及优秀实践的分享，可在森林保存、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等各个领域极大地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实现。
知识和应对策略通常为社区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复原力提供了重要基础。往往生活在脆弱和恶劣环境中的地方社区，首当其冲地遭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他们关于自然界和气候的知识与实践——包括他们的生态理解、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技能和规则、自然资源管理系统、自然灾害和天气预报系统——构成了一座应对自然环境危害的策略库，且内涵丰富。这些知识和实践经过不断完善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成为经过时间考验的工具，可以有效地帮助地方社区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在必要时进行重构并适应气候变化。
包容性经济发展
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以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为基础的稳定、公平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包容性经济发展（inclu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不仅聚焦那些被确定为贫穷的人，而且也关注生计岌岌可危的弱势群体和被排除在充分参与经济活动之外的其他人群。这就需要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工作、减少贫困和不公平、低碳和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以及福利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一转型性变革的重要资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经济发展的一个驱动力，包括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既有货币价值，也有非货币价值，尤其有助于加强地方经济。作为一种活态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成为应对变革的重要创新源泉，并有助于在地方层面和国际层面实现包容性经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对维持群体和社区的生计至关重要。经过世世代代的保持和弘扬，地方知识、技能和实践为许多人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生计。例如，爱沙尼亚的家庭农场主顺应自然和本地传统来饲养绵羊和加工羊毛。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生计和身份认同的来源。他们为编织工纺纱，制作毛毡制品，用羊脂制作蜡烛和肥皂。这种自给自足的实践对社区福祉至关重要，也是地方层面消除贫困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其他地方，诸如本地的农业实践和自然资源管理系统等许多其他实践也是如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为广大民众和个人创造收入和体面工作，包括贫困和弱势群体。例如，传统手工艺往往是群体、社区和个人的现金交易或易货贸易收入的主要来源，否则这些群体、社区和个人就会处于经济体系的边缘。传统手工艺不仅为手工艺者及其家庭创收，也为那些从事运输和销售手工艺产品、收集或生产原材料的人带来创收。这些活动创造了体面工作，因其往往在家庭和社区的框架内进行，提供了工作场所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些活动因与社区的认同密切相关而被视作光荣的工作。表演艺术、节庆活动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也使社区成员，包括妇女和青年，广泛地参与经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遗产，可以成为创新发展的主要来源。各社区和群体在面对变化时不断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有助于在地方和全球层面实现变革性发展。例如，当某些原材料稀缺或无法获得时，新的材料可以适应旧的需求，而旧的技能也可以为新的挑战提供答案，比如当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化传承系统适应信息和传播技术时。
社区也可以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旅游活动中受益。发现各种传统、节庆活动、表演艺术、与传统手工艺有关的技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领域的多样性，是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吸引游客的有力杠杆。这些旅游活动可以创造收入，刺激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培养社区的自豪感，但这些活动须以尊重相关活态遗产和民众的伦理和责任原则为前提。事实上，旅游业如果不尊重遗产，就会将这种遗产置于风险之中，例如，当过度的商业活动改变了遗产对于社区的意义和本旨时，情况就是如此。因而与旅游业相关的活动，无论其开展方是国家还是公共或私营机构，充分尊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相关民众的权利、愿望和意愿是至关重要的。民众必须始终是与其遗产相关的任何旅游活动的主要受益方，并在其遗产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伦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敏感的旅游业，应通过指导包括游客本身在内的旅游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避免对这类遗产造成任何潜在的负面影响。
和平与安全
和平与安全（peace and security）——包括免于冲突、歧视和一切形式的暴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要满足这些必要条件，须尊重人权，具备有效的司法制度、包容性的政治进程和适当的预防和解决冲突制度。和平与安全还有赖于地方民众公平地获得和控制自然资源，以及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或排斥的情况下确保土地使用权和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述和表现形式都以缔造和平与建设和平为核心，并促进对话与相互理解。保护活动本身能够促进和平的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这类保护活动使得各社区、缔约国和所有发展行动方能够通过探求与文化相关的途径去实现包容性参与、和平共处、预防或解决争端以及可持续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都以促进和平为核心。由松迪亚塔·凯塔（Soundiata Keita）于1236年制定的马里《曼德宪章》（the Manden Charter，马里帝国的宪法）就是一个例证。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宪章之一，该《宪章》倡导了诸如多样性中的社会和平、人的不可侵犯性、废除拉齐亚奴隶制、言论和贸易自由等价值观。自诞生以来，该《宪章》一直以口头方式传承，其语词和与之相关的仪式也为马林凯人（the Malinke people）所珍视。地方和国家当局，特别是传统主管部门，每年都在马里的康加巴村（Kangaba）组织历史性的集会纪念仪式，他们将《宪章》视为法律的一个源泉和爱心、和平与友爱的一种传递。在世界各地，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都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和平的价值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预防或解决争端。对话、解决冲突与和解的地方社会实践在全球社会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应对特定的社会和环境背景，帮助调节共享空间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使人们能够和平共处，几个世纪以来创建的这类系统，可能是非正式的，也可能是精心设计的。例如，在西班牙半干旱的穆尔西亚（Murcia）和巴伦西亚（Valencia）地区，农民寻求社区法庭来解决有关用水分配和灌溉系统管理的争端，这事关种植当地之所以闻名的蔬菜、水果和花卉的根本。穆尔西亚平原智者理事会和巴伦西亚平原水务法庭每周四举行会议，作出被公认为公道和明智的裁定，具有与其他任何民事法庭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的成员皆为农民，通过民主选举或抽签选出，他们依靠自己对农业、灌溉和当地习俗的了解来仲裁相互竞争的主张。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实践的持续存续力，对于社区通过以相关民众所能接受的包容性方式来预防和解决冲突，从而有能力维护和平与安全而言，可谓重中之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促进恢复和平与安全。例如，和平与和解的仪式具有恢复双方之间和平的社会力量，无论双方是个人、家庭还是社区。和平仪式可以象征性地用于传达对非暴力的承诺，并转变关系。这类仪式有助于人们相互联系，使他们能够超越误解、敌对、仇恨和暴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方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活动如果具有包容性，则是凝聚社区、群体和个人，包括原住民、（迁入和迁出的）移民、难民、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残疾人和边缘化群体成员的有力杠杆。非物质遗产保护活动有助于民主治理和尊重人权，促进和平与安全因素的出现，如分享和传承深深植根的共同价值观，增强集体认同感和自尊感，以及为创造性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冲突后局势下的保护活动还能将各方通过重建项目团结在一起，分享共同的记忆；通过文化间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和尊重活态遗产实践的文化多样性而促进和解，从而构成恢复社会和平与安全的有效的且可持续的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英文篇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译者简介] 张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系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译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自主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政策研究”（项目编号：ICH202001/OTRC-IEL）的延伸性成果。
* 原文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工具包”系列小手册之一，译自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i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ris: UNESCO, 2015. 英文版和其他多种语言版本可从教科文组织数字图书馆获取：https://unesdoc.unesco.org/。
[①] 参见该《公约》“序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问世于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又称《布兰特伦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定义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已成为全球发展领域的概念模型。——译者注
[②] 该议程全称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即有关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于2015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中文版决议（A/RES/70/1）全文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70/1。——译者注
[③] 详见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六章“在国家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第170－197段），中文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版）》，内部资料，2020年，第51-60页。——译者注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1期）
